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贤明州牧和书坛名家——几位北朝兖州剌史和书法家
日期: 2014-01-04 来源: 作者:

  466年,北魏占领瑕丘,仍以这里为州剌史的驻地。北魏兖州辖有泰山、鲁、高平、任城、东平、东阳平六都三十一县,大致相当于今山东西南部一带。州剌史又称州牧,是职掌一州之行政、军事和财赋的最高长官。下边介绍北朝时的几位兖州剌史。

游明根 字志远,广平任(今河北永年)人。他幼年时家境贫赛,曾为牧羊奴,但天性好学,常常自备壶浆,请过路的人教他写字,他用草棒在沙土地上练习,终日不辍。偶然被大学者、他的族兄弟游雅发现,游雅为他赎身,又资助读书,举荐入仕。史称游明根为人“贞慎寡欲”、“清约恭俭”、“处身以仁和,接物以礼让”,因此极得孝文帝的欣赏,是魏中期著名的贤臣。游明根任兖州剌史是在献文帝(466——470)时期。前文曾提到,466年,刘宋兖州剌史华众敬降魏;大概就在此时,游明根被任命为都督兖州诸军事、瑕丘镇将和兖州剌史。当时兖州初入异族统治者之手,人心思宋,反抗和叛乱的事情经常发生。游明根作为征服方的最高统帅,在处理这类事件时不采取残酷镇压的办法,而是尽量化解矛盾,抚慰人心,因此减少了不少流血事件。渐渐地,“新民乐附”,民族间的矛盾逐渐向融合方向发展。

元 匡 他是鲜卑贵族、皇室,孝文帝元宏的叔父。元匡生性耿介刚直,十分认真执著地尊奉儒家经典,汉化程度很深。这一点深得孝文帝赏识。孝文帝曾对他说:“叔父必能仪型社稷,匡扶朕躬,今可更名为匡,以成克终之美”。他名匡字建扶,就是由此而来,无匡受到皇帝这样欣赏,他爱较真儿的性格更加发扬光大,有时达到狭隘古板的程度,在朝中树了很多政敌。后来孝文帝去世,宣武帝即位,政治上已不及当初清明,元匡仍然嫉恶如仇,明目张胆地反对掌有大权的外戚高肇。甚至曾自制棺木一具,声言要自杀切谏。他这样到处树敌,以至两次被人抓住把柄判处死刑,又被皇帝赦免。元匡任兖州剌史是在延昌(512—515)年间。现在能知道的他最大政绩,是疏浚了泗河和修筑了石门(今金口坝)。当时连年大水,桥坝冲坏,交通断绝。元匡组织力量,募集经费,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修筑工程。这在当时固然有军事方面的意义,于民生也是一项造福工程。完工以后,元匡又令造跪石人四具置于坝之两端,铭文中除记载工程情况外,又有“此石人令守桥堰。人蛟不得毁坏,有辄毁坏,殃及万世”之语。元匡所造的四具石人己有两具出土。

贾思伯 益都(今青州)人,字士休。《魏书》有传。他在孝文帝末年曾任太子步兵校尉、中书舍人等职,到宣武帝时任鸿胪寺卿,荣阳太守,颇有政绩;又升征虏将军,光禄卿,兖州剌史。他在兖州时政绩很好,因此离任时当地百姓士绅为他立了德政碑,就是有名的《兖州剌史贾使君碑》。贾思伯在兖州的具体政绩正史记载不祥,但近年从寿光出土的他的墓志中有“班条邹鲁,化行如神”之语。又,贾使君碑中也记有当时“州土荒馑,连岁不登……礼义用兴,关境怀仁,外邻□附,民庶欣歌”,这都可以说明他在兖州做剌史的政绩,说明他是一个道德学问都很好的典型儒者。他后来曾在朝任高官,为皇帝讲经,但仍谦虚谨慎,礼贤下士,“虽在街途,停车下马,按诱循循,曾无倦色。”有人问他,“公今贵重,宁能不骄?”他答:“哀至变骄,何常之有?”他少年时曾和弟弟思同一起师从于当地一个学者读书。当时家贫拿不起束修(学费),那学者竟让他们以衣物相抵。贾思伯做官后,带了大量财物去看老师,又以车子去迎老师到官邸,老师深为惭愧。从以上这些小事上,可以看出贾思伯是一个宽容而谦虚的人。

张猛龙 其人史书无载,曲阜孔庙有张猛龙碑,张猛龙的事迹仅靠此碑流传。但是南阳白水人,于熙平(516—517)年间任鲁郡太守。他为官能“治民以礼,移民于乐”;对百姓“如伤之痛,无怠于夙宵;若己之爱,有怀于心目”,在任上“兴修学校,课农劝桑,”政绩颇著,因此离任时门生故吏为立清颂之碑。

张华原 代郡(今山西)人,字国满。北齐时候任兖州剌史,其事迹载于《北史》的《循吏传》。循吏即循良守法的官吏,能入正史的《循吏传》者,都是最著名的清官能吏。史载张华原“有干略,达政体”,即处理行政事务的能力很强,任兖州剌史时,到任后他即“广布耳目,以威禁海内”。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特别强调“威”。这是因为当时社会动乱,寇盗蜂起,非用威便不足以震慑。果然,在不长的时间里,出没活动于兖州境内的三百余人的寇盗就自动投降了。张华原对他们并没有处以严刑,而是“抚以恩信,放归田里”,因为这些寇盗本来就是挺而走险的贫苦农民。张华原这样德威并用,使境内的治安情况很快好转。他又对兖州狱中所关押的囚徒一千余人进行了审理,发现其中重罪者才几十人,其余大部分是无辜贫民,他把这些贫民全部释放,对重罪者又放假五天,让他们回家探望亲人。这些罪犯感念张华原对他们的信赖,竟没有一个借机逃走的。《北史》还记道:当时兖州境内的虎豹豺狼一类野兽很多,咬伤人畜,危害严重。张华原到任不久,从城东北方向七十里的甑山上下来了六只怪兽,这种怪兽叫“駮”,其状如马,两个长牙,专门吃虎豹豺狼。不长时间境内为害的野兽就绝迹了。据《曲阜县志》记载,曲阜城“西北四五十里有甑山,又名九仙山”,算起来其正好在兖州城东北七十里,北朝时属兖州管辖。当然,这是一个神话传说故事,但我们与其认为是荒诞的迷信,不如看作是一个寓言:虎豹野兽其实是喻指为害百姓的贪官污吏和寇盗,张华原到任后打击得力,政治清明,这些猛兽自然就绝迹了。

北朝时候是中国书法发展史上相当重要的时期,这时的书法上承两汉、下启隋唐,出现了一种新的书体,那就是字形端正大方、气势刚健质朴、用笔在隶楷之间、方圆皆备的魏体。北朝时兖州的书法家现知有沈法会、韩毅二人;这里出土或传世的北朝碑版石刻如贾使君碑、张猛龙碑、金口坝守桥石人等,据兖州学者徐叶翎先生的研究,应是一位不知名的兖州书法家所书。下边分别作些介绍:

沈法会 《魏书·术艺》:“太和中,兖州人沈法会能隶书。世宗在东宫,敕法会侍书。己后隶书见知于闾里者甚众。”按太和为孝文帝元宏年号,其时为477—499年。世宗即元宏之子宣武帝元格,他生于太和七年(483),21岁时立为太子,三年后即位。沈法会为东宫侍书,实际上就是太子的书法教师。我们知道,北魏太和之后是书法艺术成就最高的黄金时代,康有为说过:“太和以后,碑版尤盛;佳书妙制,率在其时”(《广艺舟双楫》)。我们不难理解沈法会在当时书坛的重要地位和重大影响。

韩 毅 《书学史》称他是鲁郡人,“工正书,神武用为博士,以教彭城景思王氵攸 ”。按神武即北齐的开国帝高欢。高欢其实并未称帝,神武帝的称号是他死后的由他儿子高洋追封的谥号。彭城景思王即高欢的第五子高氵攸 。韩毅教高氵攸 书法的事在《北齐·彭城景思王氵攸 列传》中也有记载,时在东魏元象二年(539),高氵攸 才八岁。这样看来,韩毅应是活动于北魏末到北齐时的书法家。

前文提到过的贾使君碑和张猛龙碑,都是北朝碑刻中的精品。历代鉴赏家都对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。例如康有为就说:“唐世之碑,孰能此杨宣、贾思伯、张猛龙也?其笔气深厚,意态跳宕,长短大小各因其体;分行布白自妙其致,寓变化于整齐之中,藏奇崛于方平之内,皆极精采。作字功夫斯为第一。”又说,“张猛龙、贾思伯、杨宜,亦导源卫氏,而结构精绝,变化无端……自有正书数百年,荟萃而集其成,天然功夫,并臻绝顶,当为碑中极则。”评价之高,可称推崇备至。这里的“杨宣”,指的是河北唐山的杨宣碑。康有为所激赏的这三件碑刻不唯风格相似,而且时间相近。杨宣碑造于延昌元年(512),贾使君碑造于神龟二年(519),张猛龙碑造于正光三年(522)。因此有学者怀疑,说这三者有可能是一人所书。事实上,兖州金口坝石人背铭书法和这三者在风格上也是颇为一致的,石人造于延昌三年(514),时间上也正符合。不独此也,近年徐叶翎先生对上述的碑刻连同作于普泰元年(531)的张玄墓志和作于东魏兴平三年(541)的李仲璇修孔子庙碑碑阴放在一起综合研究,他采取了选取各碑共有的单字和偏旁部首排列比较的办法,得出的结论是这些作品都是出自一个人之手。徐先生认为,这位不知姓名的书法家,三十多年活动在以瑕丘为中心的兖州一带,创作了大量作品。这些作品总体风格一致,又小有不同,正好反是映出了他书法早中晚各时期的发展变化轨迹。徐先生还认为张猛龙碑中所叙碑主籍贯为“南阳白水人也”。其地即今滕县和邹县交界处的白水庄。所以徐先生认为“这位书法家应是山东兖州人”。徐先生的观点固然还有可以探讨的余地,但发前人所未及,弥足值得重视。(选自樊英民著《兖州史话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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